1931年11月，江西，瑞金。

中共中央苏区国民经济部的办公室内。

林伯渠和时任中央苏区保卫局局长邓发站在办公桌旁。林伯渠把办公桌上的一个粗布包裹摊开，呈现在两人面前的是小山似的黄金首饰，有项链、耳环、手镯、戒指、金簪……闪闪泛着耀眼的金光。

林伯渠说：“梁行长还真行，这么快就筹出来120两黄金，不容易呀，这些首饰都是战士们在战斗中缴获或是打土豪没收来的。”

邓发却脸露愁云，说：“这些黄金要送到上海，零零碎碎的，不好携带呀。”邓发时年25岁，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兼政治保卫局局长。

林伯渠说：“是啊，这可是临时中央的救命钱。从这里到上海有两千多里地咧，路途遥远，可不能有什么闪失啊。我看这样，找个金匠，把这120两黄金全部高温熔化后，再铸成金条，每条10两，共12条。”

邓发附和说：“好办法，这办法好，那我马上去办。”说着，就要把一堆首饰包起来。

林伯渠说：“等等。”

邓发不解，望着林伯渠。

林伯渠招呼邓发移步到墙上的一幅地图前，手指着地图说：“我考虑过了，从瑞金到上海，走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再到上海，中间有6个站点，这是我们的秘密交通线，比较安全。需要7位交通员接力传送，你来安排交通员。”

邓发再次确认了林伯渠所说的线路后，说：“没问题。”

林伯渠说：“这条线路有些绕，但是相对安全。”

邓发说：“嗯。”

林伯渠示意邓发回到桌子旁，他把首饰包好，推到一边，在桌上铺开一张便签，用毛笔写下一个西、五公分见方的“快”字。写好后，拉开办公桌的抽屉，拿出一副象棋，随机摸出一枚棋子，对邓发说：“找个印章师傅，用硬木，把我写的这个字刻成一枚这样的棋子。”

邓发不解，问：“刻一枚棋子做什么？”

林伯渠继续说：“你注意看，这个‘快’字有7个笔划，你让师傅按着笔划再把棋子破成7块，到时候，7位交通员，人手一块，交接时互相交换。一旦出现问题，可以追查问题出在哪里。”

邓发一听“破成7块”就明白了，连说：“妙啊，妙啊。”

林伯渠又说：“还有，首饰熔成12根金条后，让金匠师傅用白铜皮量身做一个盒子，把金条放进白铜盒子里，用锡焊封死。白铜盒子放进一个大小合适的小皮箱，小皮箱上锁。小皮箱的锁只有下线的钥匙能开，下线开锁后，锁和钥匙都交给上线，上线用自己的锁把小皮箱锁上，交给下线，依次重复。”

邓发笑了，说：“好啊，这样，两位交通员交接时，需要对暗语、交换‘快’字笔划、开锁再上锁，交通员只有把对应的‘快’字笔划和锁具交回来，才算是完成任务。”

林伯渠说：“嗯，对。”

1949年11月下旬，上海。

上海市公安局，二楼，“悬办三组”办公室。

陈明磊接着李理的话茬说：“对，我们去北京找林伯渠首长。现在，我们分一下工，我去向杨主任请示，估计他会同意，王越和火车站公安处联系，订3张去北京的车票，李理去财务科预支差旅费。”

三人同时站起。

陈明磊说：“马上行动。”

王越和李理回答：“是。”

上海市公安局，三楼，悬办主任办公室。

陈明磊向杨家俊请示，说：“杨主任，关于特别经费失踪案，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和线索非常有限，可能需要从源头查起，所以我们打算重走当年特别经费运送的交通线，找出经费失踪的节点。这就需要从第一位交通员查起，但现有资料没有任何交通员的信息，我们计划去北京，找林伯渠首长了解情况。”

杨家俊沉思片刻，说：“嗯，我同意你们的想法，一会我会和公安部联系，让部里配合你们在北京的工作。明磊，你去准备吧。”

陈明磊立正，行军礼，说：“是。”

陈明磊从三楼下到二楼，经过悬办二组办公室门口，刚好米组长从办公室出来。

陈明磊说：“米科长要出去啊？”

米组长说：“是啊，去一趟档案室，查一份资料。你从哪回来呀？”

陈明磊说：“哦，我刚从杨主任那里出来，准备出一趟差。”

米组长问：“去哪呀？”

陈明磊说：“北京。”

1949年12月初。

旷野里，一列上海-北京的列车，向北飞驰。

初冬时节，细雨蒙蒙，大地一派混沌景象。

软卧里，陈明磊、王越、李理三人聊着工作。

李理问陈明磊：“组长，我们这趟去北京，应该可以见到林伯渠首长吧？”

陈明磊说：“没问题，杨主任己经通过公安部与首长办公室取得联系，我们下车后，公安部的车来接我们，会把我们首接送去见首长。”

王越有些担心地说：“时间过去了18年，不知道林伯渠首长对当年的事情是否还记得清楚。”

李理说：“去了问了不就知道了嘛。”

陈明磊说：“嗯，小李说的对。”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心之所向，素履以往，生如逆旅，一苇以航。

有时候，我们之所以勇往首前，不是“己知”唾手可得，恰恰相反，是“未知”更令人探寻。

从踏上这趟列车开始，陈明磊、王越、李理才真正踏上了“特费谜案”调查之旅。

1931年11月，江西，瑞金。

瑞金街上的印章店。

邓发局长手提首饰包裹，带领一位秘书和两名警卫战士来到印章店。

刻章师傅见有红军到来，忙放下手上的活路，起身笑脸相迎，问邓发：“同志，是要刻印章吗？”

邓发说：“是，但和你往常刻的印章可能有些不同。”

刻章师傅疑惑地问：“哦，是有什么特别要求吗？”

邓发从兜里掏出林伯渠写有“快”字的便签和一枚鼓形象棋的棋子，说：“你按着这枚棋子的样子，给我刻这个‘快’字，必须用硬木刻，而且，刻好后，还要按笔划破切成7块。”

刻章师傅从邓发手里拿过“快”字便签和象棋棋子，凝视了一会，眉头一展，说：“刻字没问题，硬木也没问题，我这有够硬的榉木，我会把榉木用沸水煮过一遍，这样的木块会更硬，绝不会龟裂。至于破切，也是没有问题的，我这有一把脚踏钢丝锯，切得又平整又细腻。”说着还从桌子下拿出一根钢丝锯来让邓发看。

所谓钢丝锯，就是一根细细的有螺纹的钢丝。邓发接过钢丝锯看了看，还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钢丝锯小心地轻轻搓了搓，然后，还给刻章师傅，并且很高兴地说：“好，那就按你说的做。”

邓发说完，侧过身，对秘书说，“江秘书，你在这等师傅做好，如果你这边先完事，你就把东西带回去，如果我那边先完事，我会过来和你会合。”

江秘书心里明白邓发“在这等师傅做好”的意思就是全程监督的意思，嘴上回答：“是。”

交代完江秘书，邓发带着两位战士朝不远处的金铺走去。

1949年12月6日，北京。

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办公室。

在林伯渠的办公室外，林伯渠的秘书特意向陈明磊等三人交代：“林老很忙，你们只有20分钟，请你们抓紧时间。”

陈明磊说：“黄秘书，你放心，我们会抓紧时间。”

黄秘书把三人带进林伯渠的办公室。黄秘书走路的脚步很轻，陈明磊三人也跟着不敢发出明显的声音。

林伯渠正全神贯注地伏案书写着什么。

黄秘书示意陈明磊三人先停住，自己轻手轻脚走到林伯渠办公桌前，弯下腰，小声对林伯渠说：“林老，上海的同志来了。”

63岁的林伯渠把目光从稿纸上抬起来，扶了扶眼镜，看了看陈明磊他们三人，面带微笑，嘴里“哦”了一声，随即从办公桌后站起来，边走向一旁的茶几，边说：“来，请坐。”

陈明磊伸手示意林伯渠先坐，说：“首长，您请。”

三人见林伯渠坐下后，才跟着坐下。

黄秘书从办公桌上把林伯渠的茶杯拿过来放在林伯渠前面的茶几上，又分别给陈明磊他们三人也沏了茶，然后悄悄退出。

林伯渠看着三位年轻人，问道：“年轻人，从上海来的？”

陈明磊忙说：“是的，我们是为18年前中央特别经费黄金失踪案来的。”

林伯渠说：“嗯，这个事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上海方面催的急呀，连续发来5封电报，最后一封电报的内容是重复三次的‘等米下锅’，呵呵。那可是120两黄金呐，是救命钱哪，在那个时候，不论对上海的临时中央，还是江西的苏区，120两黄金都是一笔巨款啊，筹措起来就很不容易，刚开始筹到的都是黄金首饰，后来，为了方便携带，我们找金匠铸成12根金条。可惜啊，不知怎么搞的，最后失踪了。”说着，他那深邃的目光仿佛穿越时光隧道，回到18年前……

1931年11月，江西，瑞金。

瑞金街道上一间金匠铺面。

铺面前分立着两位荷枪的红军警卫战士，对街道周围警惕地警戒着。

街道上，铺面营业，各色人等，忙碌着各自的活路。

铺面内，金匠师傅在称金。他要先把120两黄金首饰均匀地分成12份，每份10两，然后一份一份地熔化，铸成12根金条。金匠师傅的神情一丝不苟，每一份都会核准几次，有不凑整的时候还要用剪刀剪出多出的金子或补充不足的份额，然后才把秤盘里刚刚够秤的首饰倒到一旁的小碗里，12个小碗，黄金分量相等，都是10两。金匠师傅的操作娴熟而且有条不紊，他把第一份黄金首饰倒在熔金勺里，点燃熔金枪，熔金勺里的金子在熔金枪的高温下，渐渐熔化。接着，把熔金勺放在焦炭炉上进一步熔化，很快，熔化了的金子变成了金水。接下来，金匠师傅会把金水倒进铁模子，冷却后，便铸成了金条。

邓发站在一旁不动声色地监督着。

印章店里。

刻章师傅刚裁好一方榉木块，即放进一个小铁锅里，小铁锅里己经有半锅水。刻章师傅再把小铁锅提到一旁的煤球火炉上，他准备煮榉木。刻章师傅蹲下来打开火炉下方的炉门，火炉的煤火立即很旺的烧起来，刻章师傅用铁条钩子在火炉肚子里钩了几下，火炉肚子里的空气更畅通，火炉的炭火更旺。

江秘书随口问了一句：“要煮多长时间？”

刻章师傅估计说：“时间不长，大概七、八分钟吧。”

江秘书说：“哦，不着急，师傅你慢慢弄。”

金匠铺面内。

金匠师傅双手握着熔金勺的把子，正在往一个铁模子的凹槽里倒入刚熔化的金水，金水滋滋地冒着白气，待熔金勺的金水倒完，铁模子的凹槽也刚好被填满。稍停片刻，金匠师傅双手戴着隔热手套，端起铁模子，一个翻转倒扣，一磕，再翻起模子，一根金条便呈现在眼前。

此时，操作台上己经有8根浇铸好的金条。

邓发依旧是一言不发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会”），宣布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瑞金成为共和国的摇篮。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是当时全国最大、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一块苏区，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治国理政试验田。

苏区的工农劳苦大众从此真正开始翻身做主人，参与国家政权的管理。在这面鲜艳的旗帜下，全中国劳苦大众的革命斗志无不受到极大的鼓舞，他们从中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和希望。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和基石。它的建立，进一步加强了苏区建设，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色政权的影响，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新局面，也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建设以及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