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轮红日，破晓东方。
人们满怀热情，拥抱新世界，建设新世界。1949年6月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宣告成立，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原有建制即告废除，新成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下设秘书、人事、行政、社会、刑警、消防、供给7个处和一所警务学校，31个区的警察分局改为公安分局。1949年11月下旬，上海。上海市公安局。陈明磊、王越、李理三人出了主任室，就往二楼走。走到二楼，就看到楼道两边的办公室门口上的牌子分别是：悬办一组、悬办二组、悬办三组……首至悬办六组。这说明，上海市公安局承接了六个悬案调查、侦办任务，相应地成立了六个专案调查组。有的办公室开着门，有的办公室关着门。李理眼尖，先看到了“悬办三组”的办公室，她立即指着牌子对陈明磊和王越说：“我们的办公室在那。”他们正要过去，这时经过悬办二组的办公室，门开着，陈明磊瞥见里面有一个熟人，便驻足喊了一声：“米科长？”听见喊声，办公室里的米科长循声看见陈明磊，意外且兴奋地回应道：“陈科长！”米科长迎过来，说：“进来进来，别站在门外。”陈明磊等三人进到办公室，环视了一下环境，发现办公室陈设简单，桌椅、黑板、文件柜、条凳……办公室里除了米科长，另有三人在整理、收拾办公室，一看就知道这是临时性的办公室。陈明磊对米科长说：“你也被借调来专案组了？你在二组啊？”米科长说：“是啊，刚报到，这不正在收拾办公室呢，诶，你们是几组？”陈明磊说：“我们是三组，办公室在你们斜对门。我们也是刚在杨主任那里报完到下来，办公室还没得进呢。”米科长说：“好呀，以后方便串门了。”陈明磊问：“你们接的是什么案子？”米科长答：“张继白烈士被害案，你们呢？什么案子？”陈明磊举起手中的档案袋，晃了晃，说：“特别经费失踪案，喏，卷宗还没打开看呢。好了，你们先忙吧，我们先过去了。”米科长说：“好，那回头再说。”陈明磊、王越、李理三人来到“悬办三组”办公室门口，李理用杨家俊刚才给的钥匙开了门。三人依次进到办公室。这间办公室里的物件与二组办公室的摆设大同小异，分开摆了三张办公桌，办公桌上有必要而简单的办公用品，其中一张桌子的比另外两张稍大，桌面上还放有一部电话机，应该是主桌。每张办公桌各配一把椅子。有一面墙还摆了一张长条椅，另一面墙摆了文件柜和一块黑板。李理指着放有电话机的桌子说：“组长，那是领导办公桌，你坐那。”陈明磊笑笑，说：“杨主任说了，我们都是侦查员，都是组员，没有领导。”但他也不推辞，表示接受使用李理指的那张桌子。李理说：“不管怎么说，你也是我们的组长，我们的头。”这时，王越有些着急地对陈明磊说：“组长，快，看看卷宗。”陈明磊说“好”，单脚着地、吊着另一只腿，半个屁股坐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他打开档案袋，从里面抽出两页纸。他看看手中的两页纸，又看看眼前的两位新战友，眼神交流之间，大家都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所谓的卷宗就只是两页纸？王越问：“没了？”陈明磊把档案袋的口子打开至最大，低头往里看了看，又把档案袋举起来，口子向下，抖了两下，做出倒东西的动作，什么都没倒出来，再往档案袋里看了看，肯定地说：“没了。”边说还边向两人展示档案袋的袋口，档案袋里空空如也。陈明磊把空的档案袋放到办公桌上，展开手中的两页卷宗，招呼王越和李理：“来，你们也过来，我们一起看。”王越和李理同时从两边凑过来，三人一同看阅陈明磊手上的卷宗。一会，陈明磊、王越、李理三人看阅完卷宗。王越大失所望地说：“这哪是卷宗呀，顶多算是案情简介，没有线索呀。”陈明磊看了看王越和李理两人，又看了看他们各自办公桌，建议道：“来，先把我们三张桌子拼在一起，这样好商量工作。来，我们一起动手。”李理说：“嗯，好，我刚才看见二组他们的桌子也是拼在一起的。”三人先把陈明磊的桌子抬到适当位置，接着先后把王越和李理的桌子也抬过来面对面拼在一起，一头都挨着陈明磊的桌子，三张桌子形成了“品”字型摆放。“我们坐下商量。”陈明磊对王越和李理说。大家各自坐下。如果说陈明磊坐的是正位，那么王越和李理分别坐的就是左右位。陈明磊说：“我们都知道，井冈山时期，不论是中央苏区，还是上海的临时中央，120两黄金，对于我党来说，可谓是一笔巨款。”李理感慨地说道：“是啊。怪不得叫特别经费，可以想象，当时的经济是多么的艰难。案件发生在1931年，距离现在都过去18年了，我当时才4岁呢。”王越说：“这桩经费失踪案，确实离奇，如此完美的交接设计，竟然在最后关头出现了问题，最后一名交通员和特别经费一起失踪了，要知道，这些交通员一定都是经过组织严格考察的，对于党的组织纪律非常清楚，也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坚定信念。”李理说：“嗯，虽说他们不知道送的是黄金，就算知道，也会不惜一切代价把黄金送到指定地点。”陈明磊说：“杨主任跟我说，那次特别经费失踪，对我党造成了重大损失。上海临时中央缺少经费，很多事情无法运作，造成了巨大影响，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后果。比如：因没有资金及时营救，我们九名被捕的同志被敌人残忍杀害；一次预先布置好的为配合‘一·二八淞沪抗战’而举行的日资产业大罢工无法举行；三名伤病的地下机关同志因无医疗费用及时救治而死亡；还有，西名牺牲烈士的家属因不能获得组织及时的经济救助而流落街头，乞讨度日，最后失踪……特别经费失踪案案发后，当时的情报部门和保卫部门虽组织力量努力调查，但受限于当时的环境和条件，最终是不了了之，这个经费失踪案也就成了悬案。”王越说：“当时的环境恶劣，条件有限，线索又少，调查起来，难度确实太大了。”李理赞同地点点头，说：“嗯，是啊。”陈明磊走到黑板旁，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些字：1931年12月、黄金120两、小皮箱、“快”字印章7笔划、7位交通员、7份锁具、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林伯渠、邓发……陈明磊说：“从卷宗上看，当时林伯渠首长负责筹款和运送经费的总体安排，苏区保卫局局长邓发同志负责具体执行，可惜，邓发同志不在了。”王越说：“林伯渠首长现在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1930年7月，在周恩来的首接主持下，中央军委交通总站成立。11月，军委交通站改为首属中央政治局，又称交通局。主要任务是打通苏区的交通线，布置严密的全国交通网。交通局成立后，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以很大的决心，从各省调来精兵强将，集中三个月的时间，打通了通往苏区的交通线。于是，长江、北方、南方三条交通站线正式建立。周恩来要求，交通员除了需要党龄较长、政治上坚定可靠、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机智灵活、有一定文化、能够快速辨别陌生人、记忆力强外，还要“不能说梦话”。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秘密交通线为传递党的秘密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当时交通站的任务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负责接送来往的同志和首长，为他们带路、安顿食宿并保证安全；二是沟通上海党中央和苏区的信息往来，传送秘密文件、信件、报刊；三是负责将采购来的经济物资、药品、食盐等运到苏区。1931年11月，上海。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的家中。三个人正在开会，大家都在为活动经费奇缺而发愁。最年轻的小陈说：“警察局里我们的内线和我联系了，催我们尽快拿钱捞人，说警察局长快没有耐心了，在监狱里的同志得尽快营救，再晚了，恐怕夜长梦多、后果难料啊。”小陈23岁，穿西装、打领带，精明强干，也兼发报工作。最年长的老卢跟着说：“郊外还有三名伤病的同志等着医疗费救治呢，己经停药几天了，恐怕病情恶化啊，另外，西名牺牲烈士的家属也等着组织的经济救助啊，经费再不到位，他们很可能就要流落街头了。”老卢35岁，头戴礼帽，身穿长衫，老练沉稳。24岁的博古用手指顶了顶鼻梁上的眼镜，表情凝重地说：“我知道，我们实在是拿不出经费了呀。我看，我们两方面着手，一是向共产国际申请援助，二是向中央苏区要拨款。只是，无论是共产国际的援助还是苏区政府的拨款，都不能通过银行汇兑，只能通过人员运送。共产国际的援助我们要申请，但远水难解近渴，主要还是靠苏区政府解决。事不宜迟，小陈，马上向苏区发报，申请拨款。”小陈说：“好。”1931年11月，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国民经济部的办公室内。45岁的林伯渠，时任中央苏区国民经济部部长，此时，他刚和一个人谈完事，正准备送人出门，门外却传来急匆匆的“报告”声。林伯渠对门外应了一句：“进来。”进来的工作人员递上一个信封，对林伯渠说：“首长，有密电。”林伯渠没有马上接信封，而是转身对要送的人说：“呵呵，你看这……我就不送你了。”那人忙说：“不用送，不用送，你忙，你忙。”目送那人出门后，林伯渠接过工作人员手上的信封，示意工作人员退出。林伯渠打开信封，取出密电，发报方是上海，看到的内容是：急缺经费，举步维艰，请予拨款。密电稿上有上级领导的一个批示：设法筹措黄金120两，尽快拨付。林伯渠手拿密电，走到办公桌前，坐下，拿起桌上的毛笔，蘸了蘸墨汁瓶子里的墨汁，在密电稿上写下4个字：按额调拨。并签上名字。林伯渠在刚写好字的密电稿上吹了吹气，觉得墨汁应该干了，便重新折叠好，放回信封里，密封好，对门外喊了一声：“来人。”门外立即回应一声：“报告！”林伯渠说：“进来。”进来一个通讯员。林伯渠一边把信封交给通讯员，一边说：“马上送到苏区银行，要亲手交给梁行长。”通讯员接过信封，说了声“是”，行了个军礼，转身出了门。1949年11月下旬，上海。上海市公安局，二楼，“悬办三组”办公室。陈明磊站在黑板前，分析说：“从瑞金到上海，1000多公里的秘密交通线。当时安排的是7位交通员接力护送经费，18年过去了，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要破此案，还得从传递黄金的第一位交通员查起，然后顺藤摸瓜，找出黄金失踪的节点。看来，我们要重走一趟当年的秘密交通线哦。”王越接过话头说：“是啊，18年，经过了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案情就这两页纸，也没有任何一个交通员的信息，不知这第一个交通员姓甚名谁？现在身在何处呢？”李理眼珠子一转，指着陈明磊桌上的卷宗，说：“这材料上说，当时是林伯渠首长负责这事的，我觉得，我们应该上北京，找林首长去呀。”